出道二十多年

舒淇的足迹在许多地方停留

然而她的身上却意外地没有附着地域的标签

时代的印记，亦不受类型和归类的限制

某种程度上，舒淇的人生和故事

也同聂隐娘一样：一个人，没有同类

嘉人12月刊

不受归类的舒淇

上海的阳光懒洋洋照进来，打亮了舒淇脸上的小雀斑。作为女明星中的异类，舒淇会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素颜和雀斑，也不沉浸于时尚杂志对她完美无瑕的溢美之辞。她不惧怕暴露自己的白发、谈论自己的年龄。用流行的说法，舒淇对自我是悦纳的。

然而“悦纳”并不足以总结舒淇的状态。早年在香港电影中，她几乎替这座城市作传；后来来到《非诚勿扰》中，舒淇又成为很多观众心中梦的代表；转身为聂隐娘，她演出了刺客的极致孤独。出道二十多年，舒淇的足迹在许多地方停留，然而她的身上却意外地没有附着地域的标签、时代的印记，亦不受类型和归类的限制。某种程度上，舒淇的人生和故事，也同聂隐娘一样，一个人，没有同类。

在疫情蔓延的半年时间里，舒淇待在台湾的家中。朋友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，依山傍水，舒淇看了心生欢喜。“我就想，我不如去那里种地好了。”简单恬静的田园生活似乎并不符合舒淇给人的印象。毕竟，在坐不住的大半年的时间里，她一口气为将近三十位朋友过了生日。她兴兴头头筹备派对，绞尽脑汁设计惊喜。临行时，她终于对这件事感到厌烦了。“我今年过的生日，比过去二十年加起来过的都多。”

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她奔波在两岸三地，还有更远的地方。19岁时，舒淇独自一人跑到香港发展。这段故事，舒淇已经被问过太多次，然而她并不介意向我们再讲述一次。“谈恋爱，分手了，不想在那里拖拖拉拉，刚好文隽他们过来找我，想说换个环境，所以我就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”在很多选择上，舒淇都随性而乐天。她曾在演戏忙到天翻地覆的时候，毅然决然给自己放了两年大假，跑出去环游世界。“那时候人家就问我，你不怕这两年观众忘了你吗？”舒淇回忆起这句追问，嘟嘟嘴又耸耸肩，“那怎么办呢，忘了就忘了。”就像做新人演员的时候，她也不焦虑红不红的问题，想着“大不了嫁人”。
后来再看，她赶上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巴。刚刚二十岁，就捧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两项大奖，继而成名，与更多的大牌导演与演员合作。那是一段忙碌但开心的时光，虽然孤身一人，但也顾不上孤独。

“没有时间孤独，我要拍戏，还要被逼着上粤语课，收工之后我还要去玩，很累的。”香港的电视台午夜会放粤语黑白长片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舒淇会打开电视，让这些声音陪伴自己。没到三个月，她就能听懂七八成。不出半年时间，她就能用粤语和别人吵架。“吵到最后人家常常说你等一下，你到底在讲什么？”

她形容自己那时候年纪小，讲着一口不算标准的粤语，加上性格外放，因而在电影圈很受周围人的欢迎。那是一段开心的时光，然而舒淇仍然难免感到迷茫。“有时候是挺无助的，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演戏，但是已经一天到晚跟不同的大牌导演和演员在合作，其实是莫名有点空虚，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真实的。”

和成龙搭档出演《玻璃樽》时，她已经来香港两年，正处在一段格外辛苦的时间。一年大大小小的电影拍了十几部，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，或者直接就睡在片场。

电影里，舒淇有一场戏要在水下和海豚游泳。她不会游泳，穿着潜水衣剪成的连身泳衣，鼓足了勇气下水。“因为我是一个新人，所以我必须得下去，如果不下去，我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了。下水还要表现得很开心。其实那个时候会觉得有点像接近死亡的感觉。”

她在这部电影里演渔村女孩阿布，怀着憧憬来到香港，角色多少有她自己的影子。电影里有一句对白，“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。”看到这句话，一直有种莫名不安与空虚的舒淇，一下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

如今回过头看，这句简单的座右铭，陪伴舒淇走过了两岸三地的片场、面对了不同导演的挑战，也陪伴舒淇走过了不同的时代和环境。就像她拍过的一枝花香水广告那样，不管人生高高低低，几多起伏，总以最美的姿态，展现出傲人的勇气。

她在《飞一般爱情小说》和《玻璃樽》里都有水下画面，如今她也早学会了游泳，“其实当你没有那么害怕的时候，这些事情就不是事情了，你还没下水之前，你会觉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，各种抗拒，但下了水就发现，原来也只是这样子。”

2003年，她接受吕乐的邀请，来到云南拍摄讲述1970年代爱情故事的电影《美人草》。知青叶星雨经历的时代和情感舒淇完全陌生，只有用书本和资料来补全。更具象的挑战是语言和口音。“有时候发音标准了，戏就不对了。”拍摄《美人草》的时候，剧组里有一个副导演，天天盯着她讲台词。“太难了，但是还好我一早到香港也有这种体会。”

从2001年到2015年，舒淇在15年间和侯孝贤导演合作了三次，在三部电影里演了5个不同时代的“灵魂”。拍摄《刺客聂隐娘》，舒淇要在四川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拍打戏，5分钟的打戏，拍完要休息20分钟才能把气喘匀。

“我对侯导说，太累了，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。他就说，那你就要变成不是一般人。”这部电影断断续续拍了两年。每一次要回到剧组，舒淇都感到身心灵同步的痛苦。走出当时当刻的身体极限，看到成片时，舒淇又从心底感谢这个似乎有些“不近人情”的导演。“你做到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太厉害了，那种感觉，那种成就感真的不一样。”她还记得第一次和侯孝贤导演合作的情形。2001年，在戛纳电影节的卢米埃大厅看完《千禧曼波》，舒淇回到酒店为之后的派对做准备。换衣服的时候，对着镜子，她的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后来她对侯孝贤导演说，那是她第一次开始自觉到表演是怎么回事，角色可以演到什么程度。

“进入角色内在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不想去碰触。每次杀青的时候，我就想赶快逃走，比如说就不想参加杀青酒，想着可以尽快脱离这个角色，越早越好。”拍《刺客聂隐娘》时，侯孝贤仍然用胶片，成片后把胶片转换成数字输出。片场大家常常都在等，等风来、等云来，等一切刚刚好。聂隐娘取大僚首级的那场戏，舒淇要爬到山顶，侯孝贤比她先到，连连招呼她，“快快快来。”这时候，两头驴就站在山野间，天空的云也挂在树上，一切正是刚刚好。舒淇有时候庆幸，自己经历过完全真实的环境、完全真实的时代。她还记得电影行业刚开始从胶片转数码的时候，她要对着一个网球做出瞳孔放大的表情。“那时候让我们转变，其实挺难的，因为我们原先都是跟实体碰撞，你被打一巴掌就有一巴掌的反应。”她觉得，虽然如今的新人演员早已习惯了在绿幕之前表演，却也失去了许多与真实接触的机会和自然触发的感情。“每个时代都会有好的一面，也有让人遗憾和缺失的地方。”

时代不一样了，这是舒淇不断对自己讲的一句话，也是不断对他人讲的一句话。

2020年夏天，五年前录节目结识的陈泽希参加《中国新说唱》。为了帮他打气加油，舒淇唱了一段陈泽希自己写的Rap，录了一段VCR。观众惊讶于舒淇流畅的flow，更惊讶于舒淇的“长情”。一档五年前的节目、一群各奔东西的少年，在这个信息繁杂而快速的年代，一直被舒淇记挂着。“也算是共同经历过一小段时间，现在看他们每个人都长大了。就好像是见证了他们的每一步，就觉得蛮开心的。”遇到困惑时，这些少年们会找他们的“淇哥”讨教人生经验。然而舒淇觉得，自己没办法给他们太多切实可循的建议。

“我觉得我那个年代的挫折和他们这个年代的挫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会和他们讲，时代不一样了，自己的路自己走。”她切身感受到这种变化。如果说二十年前，身为演员只需要在电影的不同灵魂间沉浸，而如今，在综艺的曝光、在社交网络营业……不同的媒介和内容，标记着这个时代演员面对的不同要求。“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，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跟人之间的互动，也影响着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交流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配合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把自己收起来，只是在有好作品的时候演一下、竞争一下。所以我觉得都是看个人的选择。”而舒淇选择了适应着这个时代，也随着这个时代去变迁。

在综艺风刚刚刮起、选秀还尚未蔚然成风之际，她就在《燃烧吧少年》里成为了战队的团魂。但是去了一次之后，她不敢去了。“因为太伤心了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大家都会说，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，但等有队员被淘汰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难受。对内心的消耗太大了。”合作15年的导演侯孝贤曾经说，舒淇对人非常真诚，十几年不变，这也是他执意请她出演女侠聂隐娘的原因。

落地上海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，她看起了《德云斗笑社》，看相声演员们抖包袱、“拐着弯讲一些事儿”，原本是为了打发时间，但是看着看着，她有种身为演员的敬佩。“相声演员站在台上表演，必须要把自己代入情境，是真的蛮厉害的。”相声是根植在北方文化基础上的曲艺形式，但是舒淇并不觉得理解起来有困难。实际上，在很多时候，时代的印记、地域的标记，这些具象而具有限定性的标签，在舒淇的身上都是模糊的。这种包容性一部分是漂泊的经历赋予的，另一部分则要归功于她内心的那个“女孩”。刘伟强曾经形容舒淇有种“世故的天真，较真的可爱”。这个居住在舒淇内心爱着粉色和Hello Kitty、天真又可爱的女孩，某种程度上帮助舒淇抵抗了世事的纷扰、时代的焦虑和人生的困顿。

舒淇写着一个剧本已经十年，剧本的名字就叫“女孩”。《女孩》里的女孩叫林丽慧，和舒淇的本名相似，原本就生长在她自己的成长和朋友的故事上。纪录片《时代我》里，舒淇对着镜头念了其中的一段：“在回教室的路上，女孩手上紧紧抓着面包，像是怕面包跑掉一样，把它当成宝贝，让面包放在手心里，捏着它，塑料袋的接缝处里会跑出面包的香气，女孩闻着闻着，闻着就像已经把它吃进肚子里头。”剧本写了大半，舒淇递给她的朋友观看，在朋友的意见下进行了修改。因为这次拍摄和分享，舒淇又把剧本拿出来。“看了看，又发现了太多缺点，就打算要重写。我终于知道创作真的是痛苦的，因为在不断推翻自己。”没有拍摄的计划，甚至也没有确定会完成的信心，这个剧本似乎就是舒淇内心的一个念想：在慢慢丰满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，也在完善这个女孩的故事。